膠原自生不老承諾

有效的利用這項療程來預防最大限度的減緩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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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性侵製度之惑:象牙塔裏的「沉默羔羊」

    作者:Vivian 时间:2018-01-13 10:17:13 標籤: 分類:

校園性侵

目前,有公益組織開始介入反性侵教育倡導活動。(視覺中國/圖)

「校園性騷擾案件不斷發生,揭發出來的案件沒有得到徹查和處理,即使處理也是個案式的。」

國內校園性騷擾事件從立案舉證到最終勝訴均困難重重,且懲罰力度不大。「即便勝訴,被騷擾者隻能獲得數額不大的民事賠償;從騷擾者的角度看,懲罰根本起不到震懾效果」。

2018年1月1日,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舉報信打破新年的寧靜——旅美華裔女學者羅茜茜公開實名舉報其博士生副導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舉報信內容指向十二年前的一起性騷擾事件。與羅茜茜一同公開曾遭受陳小武性騷擾的,還有其他5名女性學生。

一石激起千層浪。截至2018年1月7日23時30分,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北航」)、中山大學、浙江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等二十餘所大學的學生公開呼籲母校關注性騷擾,建立反性騷擾機製。

遲到的舉報

決定實名舉報前,羅茜茜沉默了十二年。

2017年10月13日,羅茜茜在校友微信群裏看到一則匿名講述北航女學生向陳小武申請保研時遭遇性騷擾的帖子。根據網帖表述,陳小武坐在辦公桌上,「色迷迷」地看着女學生,提出有關性的要求:「給你開個房間,就別回去了」。

十二年前的相似畫麵在羅茜茜腦海中不時浮現。2000年,羅茜茜考入北航計算機學院,4年後取得直博機會。某日下午,作為她博士論文副導師的陳小武以「姐姐出國無人照顧花草」為由把羅茜茜喊到其姐姐家。羅茜茜回憶,自己一踏進家門,便被陳小武一把抱住。

麵對陳小武「霸王硬上弓」的舉動,羅茜茜邊掙紮邊哭喊,恰逢陳的妻子打來電話,陳小武隻能放手。羅茜茜說,在當日回學校的路上,陳小武一邊摸着她的手,一邊告誡她「別和任何人說起今天的事」,還說剛才的舉動隻是一場德行測試。

「很後悔十幾年前沒有勇氣站出來,現在成長了,發現人還是要做一些正確的事。」羅茜茜說,在看到2017年10月那個匿名舉報帖之前,她恰好在電視裏看到美國有關「Me too」的新聞。這場由美國女演員艾麗莎·米蘭諾在社交網絡上發起的運動,旨在鼓勵遭受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女性站出來。短短一周,使用「Me too」標簽的用戶數突破百萬。

思慮兩天之後,羅茜茜決定在知乎問答上揭露被陳小武性騷擾的經過。隨着爆料在網絡空間內迅速傳播,更多的受害者浮現。

在羅茜茜畢業後進入陳小武課題組的楊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一次深夜修改項目幻燈片時,抽著煙的陳小武要求她單獨坐在旁邊,麵對麵將煙霧吐到她的臉上,還曾藉故數次與她發生身體接觸。

平日裏,陳小武還經常有意無意地向女生傳播黃段子,並在聚餐時強迫女生與他喝交杯酒。「在實施性騷擾時,陳小武往往擺出『知心長輩』的模樣,故意與女生坐得很近,」楊璐說,受到性騷擾的當時還無法立刻翻臉,隻能強行岔開話題。

在另一名受害者張平的回憶中,在入學前導師見麵時陳小武便對她直言「不要交男朋友,要想着怎麽征服我」,甚至直截了當地要求「開個房,不要回去了。」而在張平準備離開時,陳小武還直接起身緊緊抱了她。

目前,羅茜茜和其餘幾名受害者已經向北航紀委提交了相關材料,並通過國內律師和援助機構發出聯名信,希望學校能夠嚴肅處理,建議國內出台有關校園性騷擾防範與應對機製。北航方麵則於1月1日晚間發佈聲明,稱已暫停陳小武的工作,有關情況一經查實,將堅決嚴肅處理。

揮之不去的陰影

事實上,北航事件並非孤例。2014年7月,轟動一時的廈門大學原人文學院教授吳春明誘奸學生案曝光,校方最終證實吳確有違背師德的不正當行為,並於2014年10月決定給予吳開除黨籍處分並撤銷其教師資格。

2016年10月,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和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聯合開展了針對中國在校大學生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的調查。據調查報告顯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問卷中有69.3%的受訪者表示曾經曆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且女性和性少數群體遭受的騷擾頻次和比例更高。

受訪者中,有兩千人次以上曾經曆過「有人未經同意故意觸碰身體或私隱部位」和「未經同意講和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和圖片」,占受訪總數的三成以上;曾在逼迫下進行性行為的則有211人次,佔總人數之比為3.6%。有高達九成的性騷擾實施者完全為男性,六成為陌生人,半數為同學及校友,學校上級佔一成。

頻發的校園性騷擾事件給受害人帶來難以癒合的心理創傷。上述調查報告還顯示,在經曆三類性騷擾的人中,有超過三成感覺自尊心受到傷害,超過一成的人在人際關係和學業上受到嚴重影響。在遭遇性強迫的人群中,還出現了長期精神抑鬱和自殺傾向的情況。

參與過廈門大學吳春明事件援助的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李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她曾接觸的一起案例中,遭受性侵的女生在事發後放棄了自己原本感興趣的專業方向,即便時隔多年後再談論此事仍會情緒崩潰。

在調研樣本中,碩士畢業階段遭到導師性騷擾的女生梅林在事發後長期陷入抑鬱,她開始無緣無故的哭喊、嘶吼和尖叫。「每天到教室學習的頭半個小時,腦子裏都是他(性騷擾實施者)那張滿是皺紋的臉和渾濁不堪的眼睛」,為了麻痹自己,梅林開始酗酒。

汕頭大學婦女研究中心顧問馮媛表示,在傳統性別觀念裏,當事人不被信任和懷疑,甚至被責備批評,認為遭遇性騷擾或性侵是被玷污,會造成對受害人二次傷害。廣州某高校一名女性教授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她曾多次陪同遭遇性騷擾的女學生前往派出所報案,過程往往要耗費一整天時間,甚至有受害者從派出所出來就情緒崩潰了。

根深蒂固的校園痼疾

針對國內校園性騷擾事件頻發的狀況,專家呼籲應當在學生中加強預防性騷擾的安全和道德教育,同時以製度提高對性騷擾者的懲治,建立預防長效機製。

上述調查的發起人韋婷婷曾向全國113所「211」工程高校寄送信息公開申請,詢問各所高校是否製定了防治校園性騷擾的培訓教育和應對機製。截至2017年3月,在僅有的16所明確回應的高校中,無一所高校設有專門處理性騷擾的部門或流程。

「遭遇校園性騷擾後不知向誰求助的問題非常普遍」,對此,馮媛指出,少數高校開設的性教育課程內容局限於生理性教育和道德說教,並未普及以青少年權利為本的教育,且婦女研究和性別研究方麵的課程還不夠多。

除了宣教方麵做得不夠,李軍認為導致國內校園性騷擾事件頻發另有原因。

在遭受性騷擾的同時,羅茜茜與楊璐都曾反複受到過陳小武在學術上的威脅。在她們的印象中,論文不簽字、不讓畢業、延期等威脅幾乎成為了陳小武的口頭禪。「他作為導師如果不簽字,你不可能參加論文答辯,更別說畢業拿學位證。」

「在學術圈,女性越往上走就越容易屈服」,李軍認為,在學術上,學生與老師的強弱對比明顯,客觀上助長了校園性騷擾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在參與吳春明事件的援助時,李軍了解到吳春明因自己的學術地位在學生中具備一定的「強權」:「他一在場,全場學生都害怕。」

李軍認為,上述現象反映出國內高校在學術資源分配規則上存在的弊病。對擁有大量學術資源的教授,學校缺乏有效監管,甚至在處理問題時態度消極,這讓一些有不法念頭的教師「肆無忌憚」。

同時,李軍還說,學術地位較高的老師男女比例失衡現象亦值得關注,位高權重的男教授佔大多數,也是國內校園性騷擾事件頻發的原因之一。

在陳小武案中,羅茜茜起初並未發聲正是考慮到陳小武的位高權重,不得已才用沉默作為自我保護。楊璐亦回憶稱,因陳小武當時正擔任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且是所在實驗室的核心教師,害怕未來畢業更受影響,自己在遭受性侵後想的也隻是「忍過這兩年」,並沒有舉報。

亟待完善的法律法規

「事件當中學生的處境比較脆弱,需要各方有效的保護。」李軍認為,防治校園性騷擾的當務之急,在於建立和完善保護機製。

2014年廈大吳春明事件爆發後,國內一些婦女組織、專家學者曾聯名致信教育部,建議出台《高等教育學校性騷擾防治管理辦法》,提出了成立專門委員會以應對此類事件、不迴避法律問題,同時建議學校開展反性別暴力教育並建立性騷擾防治機製。

同年10月,教育部頒佈被坊間稱為「紅七條」的《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製的意見》,首次明確禁止老師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作為聯名信的參與者,李軍認為「紅七條」在防治校園性騷擾上作用有限,「它並非專門針對性騷擾的,但防治性騷擾需要建立從投訴到處理、保護當事人等的一整套機製。」

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柯倩婷亦指出,「紅七條」並未明確針對校園性騷擾案件的具體執行細則。在對象上,「紅七條」也隻局限於涉事個人,並沒有強調出校方應負的責任。

柯倩婷認為,在觀念上首先應扭轉將性騷擾事件視作「道德問題」的慣性思維,進而在法律框架下進行處理。「一旦導致了學生受教育上的不公平和安全上的威脅,就應該視作是法律問題。」因為缺少執行細則,目前校園性騷擾事件在處理過程中往往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麵。

另一個事實是,目前在防治校園性騷擾事件的立法也不完善。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律師、北京大學法學院原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副主任呂孝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國內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直接對性騷擾做出了規定,但對性騷擾的界定、法律責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並不明確,司法實踐則以行為人是否採用暴力手段作為判斷依據,忽略了行為人可能利用其與被害者之間存在某種權力控製關係,以其他非暴力手段實施性騷擾甚至強奸。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國內校園性騷擾事件從立案舉證到最終勝訴均困難重重,且懲罰力度不大:「即便勝訴,被騷擾者隻能獲得數額不大的民事賠償;從騷擾者的角度看,懲罰根本起不到震懾效果。」 呂孝權認為。

相形之下,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應對校園性騷擾事件上已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法律體係。

以台灣地區為例,2004年正式公佈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在校園性騷擾事件的防治和處理上都提供了明確的政策依據。與此同時,為配合政策的出台,各高校均成立了性別平等委員會,容納法律、心理學等方麵的專業人士一同處理校園中的性騷擾事件,並會有一定比例的學生參與。而美國高校則對新入校的教師首先進行防止性騷擾方麵的培訓,考試合格後方可執教。

馮媛建議,借鑒境外的成功經驗,加強防治校園性騷擾的立法,在罪名的修訂上可以參照國際標準進行修改。同時,以國家賠償製度為基礎,加大對性侵性騷擾受害者的賠償力度。「有些案子行為人難以定罪處罰,但受害人遭受的傷害卻十分明確,國家出麵支持,體現的是國家對公民權利受損的彌補。」

公益援助正在路上

在呼籲製度完善的同時,一些關注婦女權益的公益組織也在校園性騷擾個案救助領域做出了積極探索,來幫忙降低因案件執法和信息披露過程中因疏忽對受害人造成的二次傷害。

李軍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專業的救助機構應該具備法律、心理和媒體援助三大部分,鼓勵和陪伴當事人走完從報案到創傷修複的全過程。因為經不住反複盤查和恐懼被舉報人日後報複的心理作用下,很多遭遇性侵害和性騷擾的當事人會選擇中途放棄。

楊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繼2017年10月中旬知乎曝光陳小武性騷擾事件後,有關話題在知乎被迅速封鎖。同時,自稱陳小武身邊的工作人員開始致電往屆畢業生,提出警告「不許傳播」,還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出麵「澄清」。

此次羅茜茜實名舉報陳小武後,第二天羅茜茜的父母就接到了兩個陌生來電,對方自稱陳小武的表姐,並勸羅茜茜「不要害人害己,趕緊撤下微博發帖」。在參與舉報的受害人中,已有人選擇退出。

李軍也坦言,民間組織受製於人力物力,為當事人提供在地援助目前還尚難實現。因此李軍把自己參與過的援助過程視為一種「平等的傳播倡導」。在吳春明事件過程中,李軍聯合多家婦女組織和多位專家學者,以聯名信方式公開提出對高校建立防治校園性騷擾體係的建議。

在實踐過程中,李軍發現「傳播倡導」可以避免其在輿論漩渦中受到二次傷害,同時亦通過嚴謹的個案宣傳讓性騷擾事件的傳播效果達到最大化,引發社會關注和思考。

馮媛則認為公益組織還可以參與熱點問題討論,貢獻經驗和解決方案,甚至參與到校園防治性騷擾的教育活動中。為了建立一套完善的性騷擾防治機製,在民間公益團隊作出努力的同時,也需高校和政府一同行動。「目前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隻需要校方、教育部更加積極一點,都會有好的進展。」馮媛說。

(文中楊璐、張平、李軍、梅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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